“清华三农论坛2018”观点摘编 | 刘奇:乡村振兴重在三转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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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奇
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
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
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

乡村振兴重在三转,即观念转轨、动能转换和治理转型。在乡村振兴问题上首先要明确三个判断:第一个判断就是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的第二大战略部署,第一大战略部署是脱贫攻坚,为了消除贫困,第二大战略部署就是乡村振兴,为了消除城乡差距,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,现代化强国才能够建立起来;第二个判断就是我国的乡村振兴和非洲国家的乡村振兴不同。我国是文明型落后,而非洲是原始型落后。所以现在提乡村振兴实际上是乡村复兴;第三个判断就是乡村振兴的主动权掌握在哪里,一个是国家的愿景,第二个就是基层的冲动。

一、观念转轨

观念转轨要做好三个方面的调整:

第一是要调整思维方式。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,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,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,这就是“三农”的历史大背景,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。如果不打破这种思维定式,重城轻乡或者是有城无乡,乡村振兴将是一句空话;只有打破思维定式,城乡才能够统筹发展、协调发展、一体化发展、融合发展。

第二是要调整价值认知。首先要调整对乡村价值的认知,乡村过去是“谈农色变”之处,如今乡村已经成为旅游观光、养生养老、投资兴业的理想地。其次是调整对农业现代化的价值认知,不要只考虑农业现代化,农业是本体,农民是主体,农村是载体,三体必须共化,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。第三是要重新审视农业生产,过去衡量农业生产的一个标杆就是产量和质量,而今天农业的生产过程已经成为价格提升的重要方面,生产过程是旅游观光的理想去处,生产方式是科普体验的理想去处,生产的环境是养生养老旅游休闲的理想去处。

第三是要调整农业的发展顺序。十九大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,要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中、放在城市农村这个大背景下、放在农民市民这个格局中、放在产业发展大结构中看是否优先,只有这样在省市县列入指标政绩考核才能够使乡村振兴起来。

二、动能转换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农村已经历了两次动能转换,第一次“分”带来的是“裂变”效应,第二次“流”带来的是“流变”效应,生产要素的流动带来的是流变效应,放活金融、放活组织,最大的效应就是放活空间,让农民自由流动。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一路下滑只有我国一路上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当然是方方面面的因素,最重大的就是农民工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现在要进入第三次动能转换,一个字概括就是“合”,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所谓命运共同体就是风雨同舟、合作共赢。这个“合”将产生“聚变”效应,具体而言,有六大合力:即三“物”组合、三“产”融合、四“生”契合、城乡统合、要素集合、功能整合。

三物组合,即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,如果不恢复微生物的分解还原在整个农业中的作用,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都无法实现;三产融合,即农村中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,关键是为农民开辟出第三就业空间,第一是土地,第二是到城里打工,第三是离开土地在本乡本土创业;四生契合,即生产、生活、生态、生意四者要契合;城乡统合,重点在于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;要素集合,即把现代元素集束向农村投放,包括现代理念、现代技术、现代管理、现代金融、现代设施、现代人才等;功能整合,即要把现代农业的六大功能——食物保障功能、原料供给功能、就业收入功能、生态保育功能、旅游休闲功能、文化传承功能整合发挥,不能只考虑一种功能。只有这样才能延长产业链,拓展功能链,提升价值链。

三、治理转型

所谓治理转型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:

首先,要构建一个政府、市场、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,该政府管的就政府管,市场失灵的时候该政府伸手再伸手,不该伸手的时候不要乱伸手;其次,要构建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,包括规则公平、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结果公平;第三,要构建一个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体系,我国传统社会就是自治和德治,现在要加强法治;第四,要深入推进产权制度、经营制度、农业支持保护制度、城乡融合制度等各项制度改革;第五,要分类施策,因地制宜,所谓分类施策分四个类型,即农庄、社区、文旅型和衰落型,根据不同村庄的现状制定不同的办法,不能搞一刀切;最后是要培育一支“一懂两爱”的三农干部队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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